(标题自设)

郑永年

    中国经济格局不可避免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。在世界经济日趋危机的环境中,中国如何求生存和可持续的发展呢?在应付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的过程中,中国有很多积极的经验,但也有惨痛的教训,需要对两方面作理性的总结。

  尽管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外在压力,也会维持较快的发展水平,但再也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世界经济救世主的角色了。2008年危机发生之后,中国政府马上推出了数量极大的配套来应付危机。较之西方任何政府,中国政府的举措更为有效。在西方,政府可以动用的主要举措有两个方面,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。不过,财政政策因为政府过高的债务而受到限制;同样,货币政策也很难奏效,因为各国的利率已经很低,甚至趋近于零。中国则不一样。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财政能力最强的国家。过去数十年,国家税收每年以两位数增长。中国的货币政策也较之西方的有效。随着金融体制建设的推进,中国政府在使用货币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方面,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。

  不过,中国政府最主要的优势在于,与西方各国政府不同,中国政府拥有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,控制着中国这个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实体经济命脉。就是说,除了财政和货币杠杆,中国政府还具有经济杠杆。应当说,这个经济杠杆是所有西方政府所没有的。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性,主要是因为这个杠杆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在应付危机方面,中国经济模式比美国模式更为有效。这也是这些年一些人对中国模式抱过度乐观的根源。

  在西方,对财政和金融杠杆的过度使用,不仅导致了这些杠杆的失效,也导致了很多负面的效应。在政府债务过大、利率趋向于零的情况下,这些杠杆如何再继续发生作用呢?无论是财政还是金融杠杆,大量的钱流通到金融领域,导致金融领域“流动性”过剩。金融领域的复苏不仅没有促成政府和社会所需要的实体经济的复苏,反而促使着金融领域走向政府和社会目标的反面,即进行更大规模的投机炒作或者“金融工程”。

  也要清醒意识到,中国政府对经济杠杆的过度使用,也在导致几乎具有同样性质的恶果。实际上,现在看来,2008年危机之后中国的应对举措,是在对经济危机怀有深刻恐惧感的情况下出台的。当时的中国本身并没有危机,政府的任务只是防止危机扩散到中国。

  出于恐惧的自救行为

  中国政府当时为什么会出台如此庞大的计划来防止危机危及自身?中国这样做的主观意图当然不是为了拯救世界经济,尽管在客观层面,产生了这样的效果。正如当时总理温家宝所说,中国把自己的事情管理好,就是对世界的最大的贡献。除了对危机的恐惧感而产生的非理性因素之外,既得利益的追求是这个计划背后的最大推动力,而国有企业是这个过程中的最大的既得利益之一。

  正如日后所发生的,政府庞大的计划是通过国有部门来执行的,大量的财力流向了这个部门。如果说美国的问题是华尔街的问题,那么中国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部门。人们不难观察到和国有企业有关的一系列问题。

  首先,如同华尔街,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呈现出了“过大而不能倒”的现象。政府要通过国有企业来应付危机,来赚钱,甚至来实现其它一些非经济目标(例如社会稳定),所有政府必然为国有企业提供无穷的支持。但是国有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并不必然和政府的一致。相反,国有企业所追求的目标距政府目标正在越来越远。这主要是因为,随着大型国有企业的财力和市场垄断的强大,它们相对于政府的自主性也日益扩大,无论是从财政税收还是经济资源方面。政府对大型国企尤其是央企的依赖性越来越强,控制力反而越来越有限。在很大程度上说,正如华尔街绑架了美国政府,国有企业也绑架了中国政府。

  国有企业这种和政府目标背道而驰的做法,已经促使了中国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。在很多年里,平衡经济结构一直是中国政府的目标,但是今天的中国经济结构变得越来越不平衡。主要的原因是国有企业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。第一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。2008年之后,国有企业大扩张,把触角伸入到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。按照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计划,国有企业会存在于国家战略部门。但是现在的国有企业已经大量侵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。哪里可以盈利,哪里就有国有企业。所以也就产生了所谓的“国进民退”的现象。

  第二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失衡。国有部门扩张必然导致中小企业萎缩。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,生存环境也越来越恶劣。这导致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纷纷出走其它国家。很显然,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一直是政府的目标;但这个目标很轻易地被国有部门所改变。

  这些现象已经暗示了第三个失衡,并且是更为严重的失衡,即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失衡。世界经济的混乱现象在本质上是“市场失灵,政府也失灵”的结果。如果市场有能力,或者政府有能力,世界经济可以出现相对稳定的秩序。但今天,人们不得不承认,市场和政府都失灵了。在西方,这是因为华尔街经济;在中国,这是因为国有企业。

  在西方,华尔街可以影响政府,但政府影响不到华尔街。华尔街并不在任何市场意义上进行运作;相反,华尔街不仅破坏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,而且创造着以其为中心的市场,把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纳入其“交易”体系(即市场)。

   政府对国有企业失控

  在中国,国有企业也有类似的功能。国有企业绑架着政府政策。例如中小型民营企业问题。从宪法、法律上中国已经合法化了民营企业,同时在政策上,政府也制定了诸多意在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。不过,无论是宪法、法律还是政策,都是停留在字面上,很难执行下去。为什么?因为国有企业在作怪。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竞争政府资源?很显然,这不是竞争。谁输谁赢是明摆着的。更重要的是,中国的银行是国有的,在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,国有银行会选择谁?这也是明摆着的。政府左右不了国有企业,相反使国有企业能够左右政府,这是政府失败。

  另一方面,国有企业也不代表市场,而是在对大限度上操控着市场,破坏着市场。国有企业并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占据优势,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,通过对经济空间、资源和人才的垄断。在所有这些资源随手可得的情况下,为什么要走辛苦的市场路线呢!在全球化的情况下,在非国有部门存在的情况下,市场已经在中国变成一种现实。但对国有企业来说,通过国家的财政、金融等等举措就能很轻易地操控市场。对国企来说,市场仅仅是一种工具。市场要服从国有企业的利益,而不是相反。

  这和西方刚好相反。在西方,政府力量最强大,也必须服从市场;而在中国,市场力量最强大,也要服从政府。西方政府可以通过反垄断来限制企业操纵市场。西方通过很长历史时间建立起了对市场的规制。现在西方面临的是如何对金融市场进行规制。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,只是因为金融业的巨大政治影响力,到现在为止规制还没有建立起来。不过,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,例如通过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,立法对金融业的暴利交易征收重税,使其利润不多于实体产业。与之相比,中国政府则恐怕无能对国企实行反垄断,因为国企已经是国家财政经济体系重要部分,“左手规制右手”不会在任何意义上获得成功。因此,至少在理论上说,中国所面临的市场和政府双失效要比西方严峻。

  与国有企业有关的另一个问题,就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地方债务危机。除了中央所属企业,中央政府的4万亿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地方政府发放下去的,地方政府又通过地方国有企业来实施。不仅如此,中央政府也放松了对地方的控制和监管。地方政府不拥有货币发行权,但为了融资,产生了很多地方融资平台,这些平台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地方国有企业。地方政府大举借债。地方借债出现了竞争性行为,各地方不管自己是否有还债的能力,拼命借债。这是一种典型的“搭便车”行为。地方借债越多,对地方越有利。很显然,地方政府不能破产,地方债务最终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承担。这一点,各地方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到。实际上,地方债务也是一种变相的财富转移形式,即财富从借债少的省份转移到借债多的省份。中央政府最后承担地方债务,债务必然在各省之间平分,不管以何种方式进行。有人说,地方债务危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危机,这并非没有一点道理。

  中国成功地防止了西方危机危及自身。在过去的几年,不仅自己维持了高速经济增长,而且在客观上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但不可否认,这一过程也导致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。可以相信,中国需要很长一段历史时间来消化这些恶果。

  现在西方需要中国的帮助,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掌握了巨大的财富的情况下,西方政府都在盯着中国政府手中的钱。中国要去拯救西方吗?2008年危机发生之后,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,有人提出要推行中国版的“马歇尔计划”,对西方实行拯救。不过,这种毫无理性的设想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兴趣。且不说中国是否有能力拯救西方。即使有,要中国来拯救西方毫无道理。二战后,美国人推出庞大的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,主要是出于其地缘政治考量,主要是和当时的苏联竞争。这个计划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项目,更多的是战略项目。相比之下,中国和欧洲之间并没有地缘政治关联,不存在共同的敌人,两者之间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又有很大的不同。中国可以到欧洲做些生意,但要推行大规模的拯救计划的可能性趋于零。

    改革的意识形态化

  令人担忧的是,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还再度促使中国改革的意识形态化。因为中国比较有效地应付了金融危机,很多人就简单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要比西方的优越。一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的“社会主义”。从前中国的改革错误地把经济政策使用到社会政策领域,结果是高速的经济发展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。但今天,在各种所谓的“社会主义”意识形态的影响下,很多人又混淆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,当然这次是错误地把社会政策的“救济”逻辑滥用到经济领域去。导致经济国家主义大肆横行,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大扩张。

  如果华尔街成为西方社会的关注点,政府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关注点。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,政府部门收入增长过快。但政府积聚这么大量的财富干什么用呢?至少从近几年看来,主要还是为了通过投资推动经济发展,积累更多的财富。这和华尔街不断注资“赌场资本主义”换取更多金钱逻辑类似。华尔街积累财富的方式错了,所积累的财富的使用方式也错了。同样,中国政府积累财富的方式错了,所积累的财富的使用方式也错了。积累财富是通过国企的过度扩张,通过向平民百姓征收过重的税收。这导致“国进民退”和“国富民弱”。

  再者,所积累起来的庞大财富并没有用在最需要的社会政策上,就是说财富没有流向社会的大多数;相反,财富促使着政府方面很多不理性的决策,例如建立维稳机制、注定要浪费的公共投资、政府内部的“消费社会”,等等。同时,因为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财富,腐败现象变本加厉。现在一些官员一贪就是几十个亿,根本原因就是政府掌握庞大的社会财富,却没有“社会化”的方法管理和分配这些财富。当然,政府掌握财富过多,也刺激着国际社会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贪婪欲望。

  简单地说,无论是应付危机还是争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,人们必须意识到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不同性质。概括地说,这两个模式代表的是两个极端,一个是市场包涵政府(美国),另一个是政府包涵市场(中国)。当市场逃避了政府的规制的时候,美国模式必然发生危机;当政府完全控制了市场的时候,中国模式必然发生危机。在西方的市场模式下,政治冲突往往表现在人民对资本的冲突;但在中国的国家经济主义下,政治冲突往往表现为人民和政府间的冲突。只有把中国模式的性质认识清楚了,人们才能作出科学的政策。否则的话,政策很可能是误入歧途,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。

 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,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